《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确保数字档案安全》一文，是2010年我在国际档案圆桌会议上的发言。会前，会议组织者邀请中、美、俄、英、法、日等几个国家的档案馆馆长，在会上专门作一次集体研讨，主题是对数字档案的看法和怎样履行“数字权力”。开会时，我们6位馆长同坐台上并依次发言。我在发言中，重点谈了数字档案的重要性、数字档案安全的几个致命性弱点，我指出，数字档案具有易于失读、失真、失密等致命性缺点。数字时代的档案工作者，有权力采取根本性的手段，即对数字档案异质转换或异质备份，以确保数字档案的安全。这样做，需要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职业责任感。针对不少国家对档案不搞异质备份的做法，我大声呼吁：“如果我们明知数字档案有各种与生俱来的致命缺点而不采取根本性的手段去克服，那就是一种短视，是一种冒险，是对我们神圣职责的亵渎。这根本违背了人类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我还论证了目前采取这种根本性保护措施的必要性，并警示不这样做，“数字档案的未来将是不幸的，人类文明的未来也将是不幸的”。最后，我介绍了中国对重要的数字档案进行异质备份的做法并强调，“我们在考虑数字档案的管理战略时，不仅考虑它的今天，而且考虑它的明天和后天；不仅从财政与技术的角度去考虑，而且从我们的职责与使命的角度去考虑；不仅从档案工作自身去考虑，而且从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这一更宽的角度、更大的视野、更高的使命去考虑”。其他5位馆长则主要介绍了他们对数字档案的管理情况。集体发言结束后，台下一位国际档案界的知名专家库克先生要求即席发言，这位史学出身的档案专家，对我的发言所体现的历史眼光和职业责任感表示钦佩和欣赏，并交流了他本人的一些看法。散会后，参加会议的新加坡国家档案馆馆长毕观华专门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和敬佩。作为一名老档案工作者，他感慨地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参加国际档案会议时，听到的是：中国人讲情况，外国人讲思想；而今天会上听到的则是：中国人讲思想，外国人讲情况。我真没想到，他能从我和其他馆长的发言中，观察出国际档案界的这一天翻地覆、主客易位的变化。我当即意识到，在参会者的眼中，我的发言，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的祖国。他还告诉我，新加坡的做法同中国一样，对重要的数字档案都进行异质备份，以确保其安全。这让我又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者。我感到在国际档案界我并不孤单。正如古语所谓“德不孤，必有邻”。特别是今天，当我离开档案工作领导岗位后，我仍然认为，我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在今日中国档案界并未过时，仍然具有针对性和借鉴作用。历史上，人们因缺乏历史眼光而做出造成巨大遗恨的事情的教训，太让人记忆犹新、印象深刻了。

    《运用档案服务社会的又一新的举措》一文，是2011年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之前，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了从建党到执政28年间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选编。七一前，我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出版座谈会，中央文献研究室安排我在会上作一个7分钟左右的发言。习近平同志对这本书的出版非常重视，在百忙中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当他看到新出版的这套50册巨著时，很高兴地仔细翻阅起来，并勉励我们编辑出版更多这样的好书。会上，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中宣部副部长王晓晖等同志也发了言。习近平同志一直听着我们的发言，最后还作了重要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在习近平同志面前发言。我主要讲了本书的编辑出版对档案工作、对党史研究和对党的事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说，这本书的编辑出版，是档案和文献部门运用档案服务社会的又一新的举措，为人们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等提供了重要史料，对于全党继承光荣传统、开拓新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从这些文献中总结出6点重要启示，指出，这些重要文献，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内核，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思想宝库的重要一部分。它们的编辑出版，将有利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会议结束后，在走出会场的路上，有些熟悉的人都主动走过来，称赞我的发言讲得好。后来，《人民日报》还全文发表了我的发言，这使我的这篇发言借助这个千万份级的大媒体在全党范围和国内外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是《人民日报》第二次发表我的会议发言，第一次发表的是我在110集文献电视片《百幅手迹怀伟人——毛泽东的110个故事》座谈会上的发言。它就是本书收录的《从珍贵的史料到艺术的创造》一文。

    《谈档案与文化建设》一文，是我在2012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的讲话。我围绕大会确定的“档案与文化”这个主题，概括了档案与文化的四方面关系，以及档案工作者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做的四件事。在我之后演讲的文化名人郦波根据我在演讲中说到的几件事，夸奖我不但是一个文化人，而且是一个文化名人。几年后，我到一个地方出差，一名基层档案工作者拿出她的手机，回放我那次演讲时的录像。她说，她也参加了那次大会，听到了我的演讲，而且用手机全部录了像，散会回来后还放给同事们看。她说，参会的很多人都对我的那场演讲印象深刻。2016年，我们一批全国政协委员到中国知网去考察，他们送我们每人一册知网收录的各人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的目录，并附《杨冬权报刊文集统计报告》，称：“根据《中国引文数据库》《世界引文数据库》统计，杨冬权发表期刊论文95篇，总被引频次为586次，总下载频次为9714次；撰写报纸文章48篇，总被引频次为9次，总下载频次为1192次。”其中，《谈档案与文化建设》一文，共被引28次，在我的所有文章中排名第三位；共下载394次，在我的所有文章中排名第一位。可见我这篇文章的影响之大。这也印证了上边说到的那位基层人员对我说的话并非恭维我的话。

    《实施“三大战略”，促进档案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一文，节录自我在2010年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2010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这年年底，照例要对“十一五”时期的档案事业发展情况加以总结。我没有按惯例作全面的总结，而是突出重点地列举了“十一五”期间，全国档案事业发展中8个方面“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在列举了几十件具体事例后，我充满感情地总结说：“‘十一五’时期的5年，是我国档案工作在以往很好基础上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5年，是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5年，是值得全体档案工作者为之骄傲的5年。”会议结束后，采访会议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的记者围着我说：“我们参加过很多中央部委的会议，听过很多部长的讲话，但很少有能像你今天这样，讲得能让我们这些行业以外的非专业人士也听得热血沸腾的。”我真没想到，中央媒体的大记者们会如此厚爱档案行业的人。难怪新华社记者在这前后，曾连续几年对我们档案系统的一个会议发出四五篇报道，这在中央各部委中是极为少见的。

    《怎样引领档案工作新常态》一文，与书中收录的另一篇文章《怎样认识档案工作新常态》是姐妹篇、上下篇。2014年10月，在我距离退休还有半年之时，我找到上级领导，请组织上尽早考虑我的接替人选，不要让我“超期服役”。领导希望我能把多年从事档案工作的经验或体会总结一下，留给后来者。从此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写了一篇长文，年底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讲话时，把其内容提要讲了出来。2015年7月我退出领导岗位后，把这篇长文分成两篇，由《中国档案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强调为了引领档案工作新常态，档案工作者必须具有五种新思维，即战略思维、先行思维、网络思维、合作思维、人本思维。文章发表后，有一位同事对我说，你这篇文章中关于档案工作也可成为先行工作的观点，是档案界的一种革命性的观点。我认为，他是读懂了我的文章的，他是我的“知音”。因为在档案界、在全社会，一直都认为档案工作是末位的工作，而我的“先行”观，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颠覆，在档案界属于“空谷足音”，确实具有革命性、原创性。近两三年，我每次为国家档案局在中央党校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档案领导干部培训班讲课时，都讲这个题目，继续向档案工作者宣传这五种新思维，传播这些革命性、颠覆性的观点，使之获得更多人的认同。每次讲完后，都有不少人同我交流，分享他们的体会和共同感受。他们的共鸣，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这一在我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方才获得的认识，可以说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创见，是我对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理论的最大发现、最大颠覆、最大发展，是我献给档案人——我最亲爱的同事们的最重要的一份礼物。

    《档案价值鉴定》一文，是根据我的一份讲稿整理的。这份讲稿的整理成文，有着一连串的故事。从2009年开始，国家档案局每年都要举办档案工作岗位培训班，组织者让我去讲课，我讲的就是这个题。每次讲课，反响都很热烈。学员们争相同我交流感受，让我签名，同我合影。每当此时，我都感到无比的快慰。有一次，北京联合大学档案系系主任谢永宪去听了这个讲座，觉得讲得好，便托人找到我，让我去给他们全系师生讲一次。2017年春天，我去讲了后，师生反响非常好，很多“金句”在他们的网站和微博上传开了。同样去听讲座的北京高校界档案工作者把我的讲义手稿用手机拍下来互相传播。《中国档案》杂志的总编从网上看到后，主动让我把讲稿给他们发表。所以我就整理成了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国档案》。这是本书所收文章中发表时间最晚的一篇，属于“新鲜出炉”，其中有些观点，是这次整理时新加上去的，更是“首次公开”。这篇文章在准备发表的过程中，《中国档案》杂志社在江苏开会，总编向与会者“剧透”了一下，刚好，10月中旬，江苏省档案局在中国人民大学办一个干部培训班，他们就指定让我去给他们讲这个题。讲课的前一天晚上，这期杂志赶印了出来，江苏省档案局为每位学员购买了一本这一期的杂志，有人在我讲课前已看到了这篇文章。下课后，又有人围着我，同我交流听后的心得，并为我提供更多可以说明我观点的事例。11月中旬，江苏省档案局又让我到南京，为省档案局馆机关干部和全省专门人才培训班的学员讲了这个题，同样反响强烈。其实，我的这个讲稿在正式传开发表之前，还被一个内部刊物“内部发表”了一下。记得2017年春天，我应邀为档案干部教育中心的一个培训班讲课，有一个学员是山西长治市档案局的局长，他听课时用手机把我的课全部录下来，回去后让人根据录音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他们主办的《长治档案》杂志上，说要让全市档案工作者都学一学。这件自发宣传的事也让我很感动。看来，我的这些观点道破了人之所未道，说出了人们想说但未说出的看法，从而引起了实践者的共鸣，在同行中形成了同频共振。我想，这样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这样的学术，才是有生命力的学术；这样的研究，才是我今后应当追求的研究。

    本文如此，本书也当如此。需要活起来、亮起来的，何止是档案和档案工作呢？包括讲课、写文章、作报告在内的档案学研究，甚至是各方面的学术与理论研究，不也都需要活起来、亮起来，才能打动人、征服人，才能凸显力量、彰显活力，才能点燃人们思想、照亮人们生活吗？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4月9日 总第3204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