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火起来，也事关现实中的每个人。它能让每个人都能更便捷、更广泛地利用到档案，更多、更好地享到档案之利，受到档案之惠。档案中的各种凭证，能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档案中的各种智慧，能让每个人从中受益。档案既能让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关系得到合理的调整，让人们相处得更加和谐，也能让人们的内心世界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加光明，让人们用前人的经验、教训、智慧、哲理指导自己、鉴戒自己，从而让自己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清，想得更深、更全。本书中的不少内容，不仅对从事档案工作的人有认识价值，而且对其他人也有认识价值。比如：

    关于亚洲档案学发展、中国古代档案学文献的介绍，可以让人们对五千年来的亚洲档案史、中国档案史以及中国档案学在亚洲档案学中的贡献和地位，有概略的了解和清晰的认识，让人们从外国人和古人的智慧和做法中，体会档案的价值和作用，并认识和重视档案工作。

    关于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共一大档案和美军观察组档案的介绍，可以让人们对中共一大的各方面情况、美军观察组到敌后抗日根据地考察的来龙去脉与实际收获，特别是对美军观察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民战争、中共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卓越认识等，有更清楚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认知。

    关于从中共成立到执政期间档案文献得出的6点启示，即：党必须解放思想，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指导自己，同时又不把它当作教条束缚自己；党必须实事求是，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和当下的实情，认识中国的特质和当前的特性，把眼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最能够依靠的力量搞清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适合国情的路子来；党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人民群众的新需求，创造出自己的新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发展，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用一切办法团结最大多数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党必须始终用党的理想和先进思想去教育人民，把先进分子的思想化作广大群众的思想，把先锋队的行动变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让广大群众与党同心同力，共同完成党的伟大事业。这些从中国共产党理论宝库中提炼出的重要启示，对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都具有积极的认识意义，对世界各国的执政者也有着借鉴意义。

    关于社会各方面都应通过建立档案来规范社会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的观点；关于家庭建档有利于家庭权益的维护、家庭事务的管理、家庭矛盾的解除、家庭品位的提高、家庭经济的发展、家庭成员的健康、家庭史料的积累的观点，可以促进人们自觉地在工作和生活中建立档案、留存档案，从而为自己留凭证、为他人留参考、为社会留史料、为历史留记忆，这对人们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都是非常有益的。

    关于“人的档案最重要”的观点；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用民生档案服务民生的观点；关于档案资源体系要覆盖人民群众、档案利用体系要方便人民群众，用各种手段促进档案资源社会共享的观点的提出和实行，都让更多人得益受惠。

    因此，本书不仅是面向全国百万档案工作者的，而且也是面向全国亿万人民的；不仅希望唤起百万档案工作者用“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的实际行动惠及亿万人民，而且希望唤起亿万人民对“让档案活起来、亮起来”的积极期待，从而更加重视和支持档案工作。

    本书中的不少文章或讲话，形成于多年前。今天重读时，又让我想起当年写作或发表时的情景。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

    《亚洲档案学的发展》一文，是应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组委会的邀请而写的。2000年9月，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在西班牙召开。会前，大会组委会邀请中国学者在会上作一个关于亚洲档案学发展情况的辅助报告。国家档案局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收集了国家档案局图书室所有与这一报告主题有关的资料，条分缕析，写成了这篇报告，提交给大会组委会，并按组委会要求，把主要内容在大会上宣读。记得在会议的上半场，我和其他3位报告人先后作了报告。报告是通过同声传译，用英、法、俄、西、阿等语言翻译给现场听众的。我的报告结束后，会议中场休息。我们4个人走下主席台时，很多人围上了我，急切地要同我交流。但我身边没有译员，而我又说不了外语，我只能向他们作抱歉的手势。他们都向我竖起大拇指表示称赞，有的还用最简单的英语夸我的报告讲得好。当我找到译员后，一些人又通过译员向我祝贺。有一位自称是欧盟官员的人，还向我索要报告的全文。同场报告的4人中，走下台后我是唯一被听众围着夸赞和祝贺的。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很高兴，我觉得我为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发了声、争了光，使中国的档案工作者在100多个国家2000多名档案工作者中出了彩。同时，我也在报告中着重介绍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当代的档案学成果，在这次国际会议上好好地宣传了中国，使这次国际档案大会深深地烙上了中国印记，留下了中国痕迹。

    《宋代的皇帝档案图书馆》一文，虽然很短，但却揭示了中国档案史上唯一和世界档案史上最早的一项建置，即建立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档案馆。此前的中国档案史论著中，从未提及这一建置。今天来看，在中国档案史上，宋代有两大建树值得称道：一是为每位皇帝设置某某阁，作为档案馆，专门收藏这位皇帝的档案、图书、器物等；一是在中央和地方较普遍地设置架阁库，即档案馆。这两大建树，如同双塔，矗立在中国档案史上；也如同双星，闪耀在中国漫长的档案历史长空中。另外，在世界上，从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建立总统图书馆，收藏总统的个人档案、图书、文物等。这被很多人认为是世界上的创举。该文的发表，则证明早在900多年前，中国已有了与之性质相同的档案机构；世界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档案馆，最早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到来前后由中国设置的。这使宋代的皇帝档案图书馆又具有了世界意义，也使我的这篇短文具有了更大的学术价值。

    《新见两件宋代敕书献疑》一文，是我在本书所收文章中最花费工夫的一篇。1990年8月，我看到《档案工作》月刊上刊载了一篇介绍由安徽两个档案馆新收藏的两件宋代敕书的文章，并从封面上见到了两件敕书的照片，非常激动，认为这两件档案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在全国档案馆中，缺少宋代档案的收藏。这两件宋代档案，可以填补我国档案馆藏中一个朝代的空白。因而当晚我便开始进行研究。但刚一核对历史记载，就发现了一些疑点。随着资料收集范围的扩大和研究的深入，疑点越来越多。于是我初步判断，这两件敕书有可能不是真品，而是后人伪造的，但其内容毫无漏洞，推测应是伪造者抄袭于前人的相关制诰文。于是我又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进一步查阅宋代及以前的文集。每天都期待能查到可证实我推想的文字。记得这年12月，我作为会务人员参加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有天下午，会议代表们外出活动，我安排好以后，便骑上自行车从二环外的侨园饭店赶往市中心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继续查找。忽然，我从《宋文鉴》中查到了与这两件宋代敕书内容完全相同而仅有人名不同的制诰文，使我之前的推测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当时真是大喜欲狂、兴奋无比、激动万分，那种发现的快乐，那种自己先前的推测被证实的激动，久久地荡漾在心头，难以平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和最难忘怀的快乐之一。文章发表后，一位同事佩服地对我说，你引用了那么多的书，我们不要说没读过，就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收藏单位的专家们之前说这两件档案曾送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单位的专家们鉴定过，认为不会是赝品，但在我的文章发表后，他们就再也不对外宣传这两件“宝贝”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国档案馆藏档案辨伪的一篇力作和扛鼎之作，其引用的史料之多、证据之确凿、说服力之大，至今在档案界无出其右，后来也未再见有同类的文章。

    《破解中共一大之谜》一文，是201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写的。中央档案馆收藏有一批与中共一大有关的档案，20世纪80年代，这些档案曾经向社会公布过。我到档案库房对这些档案原件仔细进行了研究，之后并对它们一一作了考辨，介绍了其数量、形制、形成时间、形成者、内容、学术价值等。我把它们分为中共一大本身形成的文件和参加者后来的回忆两大类，另外还辨别出一份疑似中共一大形成的文件，一份肯定不是中共一大形成的文件。我把中共一大档案比喻为党的“出生证”和生日证明。另外，我还考证了原先中共自己保存的一大档案的丢失情况及由此引起党对一大召开日期无法确定的情况，考证了后由苏联移交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一大档案的早期利用情况及移交后对研究中共一大的重要价值。文章在《党的文献》首发后，《钟山风雨》首先转载，然后，《新华文摘》也加以转载，并在封面列出题名；接着，《红旗文摘》《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等也加以转载。有一天，辽宁省档案局局长打电话告诉我，有一位老领导看到我这篇文章后，特意给他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夸咱们档案人有水平。可见，这篇文章在社会上反响比较大。实际上，我写这篇文章，除纪念建党90周年外，还有两个用意。一是澄清现在人们确定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主要根据是其中有一件档案中对开会日期有明确记载，而非主要由于哪位专家的考证。二是澄清参加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应是如档案中明确记载的“参加大会有12名代表”，而不是现在的不少党史论著根据后人的回忆认定的是13名代表。那一名代表可能是受谁指定列席了会议，但不应算作正式的会议代表，就像现在参加党代会的特邀代表们并不算作党代会的正式代表一样。以上这两个用意，我在文章中没有明说，现在我趁此机会，把它说出来，希望党史界引起注意，也希望史学家们今后更尊重档案这种当时的真实记录，千万不要轻易用后人回忆（因为大量事实证明，后人回忆失真的太多）去否定当时记录。

    《关于1944年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的几个问题》一文，是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写的，依据的是中央档案馆所藏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的相关档案。文章考证了美军观察组的派驻与撤销的过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的态度，观察组的具体使命、考察内容、取得的具体收获，观察组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的评价等。文章认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等地考察，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延安，美军观察组曾向中共军队表示一起“到东京吃茶”去，俏皮而浪漫地体现了中美军队携手抗日、直捣黄龙、灭此朝食的壮志豪情，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代表性名言。美军观察组在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后，深刻地认识到：“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不但是美军观察组的一个重要收获，而且是国际政治中70多年来不断被验证为正确并将继续被验证为正确的、最为著名的关于中国政治的预言之一。文章对档案中一些史实特别是名言的揭示与深入分析，为对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这件事、对抗战期间的美国与中共关系、美国与中国合作抗日史实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视角、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意在让当下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以及由其领导的人民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有更深入、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

    （未完待续）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4月2日 总第3201期 第三版